建筑师很少上报纸头版,但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总监帕特里克·舒马赫最近做到了这点。在近日一次演讲之后,舒马赫登上了《伦敦标准晚报》的封面。在演讲中,他阐述自己关于“如何解决伦敦住房危机”的想法,主张将所有的社会住房私有化,“废除所有形式的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性住房(廉租房)”,给市场更自由的选择机制,甚至认为海德公园这样的公共空间也该私有化。

据《卫报》报道,帕特里克·舒马赫对富豪的辩护几乎到了让人震惊的程度,对那些平时不在伦敦却在伦敦拥有房子的业主,他表示说,“即使他们只来住个几周,搞几个派对,也能产生惊人的影响。”

这位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总监的言论一经抛出就引来极大争议,最后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也不得不出来回应,称舒马赫的言论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库哈斯设计的北京CCTV大厦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建筑理念的设计产物。

考虑到舒马赫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强烈偏好,发表这样的言论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舒马赫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论调。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撒切尔、里根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上台,这种理论进入权力核心;然而,其中包含着一种不太寻常的理念,主要因为它已经跨越了经济学的边界,进入了哲学和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等更为宏大的范畴。正如撒切尔曾说的,“经济学是方法,而目的是改变灵魂。”按照道格拉斯·斯宾塞在《新自由主义建筑》这本书中的观点,最能体现这类理念的其实是建筑学。

在知名建筑师、“女魔头”扎哈·哈迪德去年去世之后,作为她建筑事务所的长期合作伙伴,舒马赫现在领导着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

帕特里克·舒马赫曾就读于斯图加特大学和伦敦南岸大学,1988年进入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并曾在波恩大学和伦敦大学研修哲学。他完成的项目包括维特拉消防站(1992)、罗马的MAXXI当代建筑和艺术中心(2010)等等。

舒马赫在建筑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他提出了一个建筑学方面的数字架构叫做“参数化主义”,在过去10年里,他试图通过一系列密集的理论和具有攻击性的文本推广这一概念。让他登上新闻头条的言论实际上是他政治理念的一种直率表达,此前他表达这种理念都是通过“参数化主义”这样一个似乎不太关注政治的建筑理念表达出来的,例如“变形、迭代、生成组件”等等词汇。这可比“在海德公园里盖房子”这样的言论要复杂。

对斯宾塞来说,这只是用通俗的语言来声明一个早已在建筑哲学中被表述过的术语。在《新自由主义建筑》这本书中,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建筑理念体现在它从不忧虑、计算或测量,相反,它在视觉的场域中冲浪,陶醉于为它提供的感性的自由中。

斯宾塞认为,建筑的支撑结构、用到的劳动力以及政治因素都隐藏在舒马赫和扎哈那些“拥有柔软外形和有机轮廓”的建筑之下,他们的作品“超越了我们的理解”。

他描述过的此类建筑包括:格林尼治的一座大学、莱比锡的一座宝马工厂、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总部、伯明翰的新街火车站以及莱切斯特的一家John Lewis门店。

舒马赫、格雷戈·林恩阿里桑德罗·柴拉·波罗等建筑师都通过建筑理论迂回地抵达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典理论。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民主的时代,人类系统是如此复杂,试图管理或计划只会导致极权主义。对舒马赫而言,这一观点代表“激进的自由市场主义”,限制流通的所有政策都该予以废除,“市场会发现最有效的组合并安排土地用途,分配获得协同效应,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价值。”

这一观点建立在他对“放任市场自由调节”的信仰之上,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反例,证明一个不受管制的、复杂的、计算机化的金融系统会导致地方腐败和灾难性的经济崩溃。

但这对建筑设计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建筑师阿里桑德罗·柴拉·波罗对伯明翰新街火车站外立面和站台大厅的设计残酷地在建造中被削减成本降级,恰恰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方法导致的。建筑设计、建造合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和“价值工程”等等程序,把建造的权力从建筑师手中交到了商业资本的手中,于是,建筑师设计的光滑表面和无缝流畅的线条,被俗气的广告和廉价的材料代替了。舒马赫和哈迪德设计的格拉斯哥市滨江交通博物馆以及广州大剧院,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削减成本的通俗化过程。

这些建筑已渐渐过时了。在今日的建筑界,舒马赫就像一具未来主义的遗骸,在已然遭到惩戒的时代,兀自闪耀着前危机时期那种“荒谬而丰盈”的纯粹光芒。经济危机之后,能够赢得奖项或是拿下竞赛的建筑已不同于往日。其最好不过像鲁索•圣约翰建筑事务所在诺丁汉和诺克斯豪尔设计美术馆时所应用的方式和技术,最差不过存在于构成伦敦和曼彻斯特天际线的那些砌砖和钢筋中。后来的建筑物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比如对穷人的迁移、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福利房的大批取消——恰恰是舒马赫在他直白的言论中所极力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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